Omschrijving
爬梳中國知識人與價值體系之間交相形塑、影響的綿密關係。 中央研究院院士、美國哲學會會士、克魯格獎、唐獎漢學獎得主 ──余英時,重要人文思想研究之作,全新編輯校對,絕版經典再現 「知識人」(intellectual)是十八世紀之後才在西方出現的概念,中國則自先秦時代便有「士」的階層,並形成一個延續不斷的傳統。 從士轉變為知識人,代表「士」文化的斷裂,也象徵華人價值體系的巨大轉變。 特別獨家收入: ◎余英時接受第一屆唐獎漢學獎 受獎致詞 ◎接受唐獎演講全文──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 ◎〈接受克魯格獎講詞〉/〈接受唐獎漢學獎講詞〉,最重要的余英時學思歷程自述 全書由專業聲優演繹。 本書收入余英時先生在1980年代之後研究的菁華,論述知識人在中國的歷史淵源、意義等面向,及其流變對價值意識的影響。但本書意旨並不侷限在「過去」與「中國」;作者觀照中、西知識人在追尋真理上的差異,探討中國文化價值體系為何有其獨特性(中國知識人求「內向超越」,西方則是「外在超越」)。在西方人文研究重新檢視「現代以後」(post-modern)價值轉向的今日,本書對於瞭解華人安身立命的價值觀亦有偌大助益。 書中旁徵博引,釐清許多過去讀者可能不甚了了的見解。拿科舉制度來說,漢朝的按地區人口多寡設定各郡縣舉薦名額,因而有幾分「代議制度」的味道;宋人歐陽修、司馬光在「選賢唯才」(近似「全國聯招」)或是「逐路取人」(各地方有基本名額的保障)上,立場相左,是因為出身地域不同(歐陽為文化薈萃、中舉人數較多的江南,司馬則為風華不再的江北)。而漢朝董仲舒建請武帝「罷黜百家」,其實儒家也在罷黜之列,因為他要獨尊的是諸子百家均奉為聖典的「五經」(詩、書、禮、易、春秋),而非以「五經」為不二規臬的「儒術」。 又如,共產黨深知「士可殺,不可辱」的價值觀深植於讀書人心中,因此文革期間對於文人「只辱不殺」,目的就是要讓他們生不如死(而且自
Kenmerken
| Artikelnummer | 9300000118314813 |
|---|---|
| EAN | 9786263357082 |
| Categorie | Digital Reading |
| Productgroep | Boeken |
| Segment | Textual/Printed/Reference Materials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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